▲故宫博物院藏文徵明行书《新燕篇》卷（部分），是文徵明八十一岁时所写，图示四句为“杏花飞飞春燕来，主人花下新堂开。花间相见惊相识，绿树东风卷帘入。”图片来源：故宫博物院网站
▲文徵明像。资料图片
不为时文以求功利
在周边的高楼林立中，文徵明的墓园有些落寞。
墓的外观很简单，一座圆形坟丘，坐东朝西，墓基青石围护，配以古朴雕饰。墓前有一半月形的照池，两柱青石牌坊下一条神道穿过，两边分立四尊石兽，墓冢为香樟、柏树所掩，一片郁郁葱葱。墓前石坪居中处，有一方青石碑，写有“明公文徵明之墓”七个大字。文徵明墓上世纪八十年代维修过一次，石碑背后写有重修碑记。
一代大师，长眠于此。
明代吴地书法盛极一时，其艺术水准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，当时有“天下法书归吾吴”之称。究其原因，自然与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诸多层面有关。明代江南地区经济繁荣，重商思潮迅速兴起，加上发达的儒道释文化，江南文人开始重视自我的需求与表达，他们依靠自己的技能，提高创作的自由度，于是，在书法、绘画、文学等领域出现了一批佼佼者。
文徵明，就是这时期江南书家的典型代表。
文徵明生于明成化六年（1470），初名壁，后以字行，更字徵仲，祖籍湖南，故自号衡山，长洲（今江苏苏州）人。文徵明与祝允明、唐寅、徐祯卿齐名，被誉为“吴中四才子”。
六月的雨季，滋润出墓园一片生机。坟丘上一株气势非凡的古柏，虬枝铁干，五枝分叉，望去如一只巨掌，擎托着高阔的天空。
这个形象，应该属于文徵明。
文家自宋代以来世代为官，到了文徵明曾祖父文惠时，举家搬迁至苏州。文惠占籍苏州后，开始教授乡里。此后，惠生洪，洪又生林、森、彬，文林就是文徵明的父亲。
文徵明与唐寅同岁，成化二十一年（1485），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成为挚友。然而，相对于聪颖早慧的唐寅而言，文徵明显得有些鲁钝。他七岁才能站立，八九岁时说话仍不清楚。两人乡试，唐寅十六岁即获第一，文徵明三年后才勉强考取秀才，而且因字迹不佳被置于三等。二十九岁唐寅又高中解元，而文徵明到五十三岁都未能中举。
对于好友唐寅、都穆、徐祯卿等人连起科目，文徵明自己都颇感郁闷：“吾岂不能时文哉？得不得固有命耳。然使吾匍匐求合时好，吾不能也。”
每当读到这句感慨，我都会感受到文徵明骨子里的一种倔强与清高，也许文林对文徵明的坚信正是来源于对其性格的深入了解：“吾儿他日远到，非所及也。”
文徵明的一生可以划为三个阶段来看：
第一阶段是“求仕”，是想圆一个学而优则仕的梦。文徵明二十九岁受父命第一次赴应天会试，落榜而归，一直到五十三岁，文徵明九次科考均告失利，这段岁月，虽说他流露过“壮志乡心两无着，夜呼儿子话灯前”的迷茫与无奈，但他依然抱着强烈的经世情怀。
第二阶段是“入仕”，嘉靖二年（1523），五十四岁的文徵明以岁贡生身份被授予翰林院待诏之职。这一阶段，他经历了许多、目睹了许多，促使他经世之心冷却。从明人记载和他的诗文可知，虽说只有短短三年，他过得并不快乐，因为是贡途，时有流言说“文某当从西殿供事，奈何辱我翰林为”，文徵明闻此流言“益不乐，决归矣”。
第三阶段是“出仕”，文徵明辞官归乡，专事创作。他向往回归家乡，向往那种绿水、画舫、曲栏、悠游的生活。他放下了仕途的负担，不再为功名、为仕途苦恼，完成了向艺术的皈依。
放下确实是一种智慧，而文徵明无疑是一个有智慧的人。
请益多师苦练书法
文徵明十三岁到十五岁，曾随父亲文林到博平，此后文林补南京太仆寺丞，不久就谒告还吴，文徵明随父返吴。此时他与唐寅、都穆订交，并从都穆学诗。都穆、祝允明比文徵明大十余岁，两人二十多岁便以古文名吴中，祝氏之文尤为古邃奇奥，为时所重。当时，文徵明、唐寅亦追逐其间，可谓“文酒唱酬，不间时日”。
不知是否是十九岁岁试，字迹不佳而被置于三等的原因，出身书香门第的文徵明开始精研书法，但至少这是一个诱因。
在与祝允明、唐寅等诸友悠游间，其父文林又为文徵明组建了一个堪称豪华的师资阵容，那是文林的朋友吴宽、沈周、李应祯，他们带着文徵明在诗文、绘画、书法中遨游，他们的师品是无可挑剔的。
三人中，文徵明与沈周情谊最笃，相交二十多年。当时沈周已六十二岁，是吴门画派的领袖，名声显赫，不但工绘画，也善诗词。沈周家族以“隐”为家训，不为仕宦累身，高节自持，他的为人与处世均成为文徵明一生的楷模。
文徵明在《沈先生行状》里写道：“先生为人，修谨谦下，虽内蕴精明，而不少外暴，与人处曾无乖忤，而中实介辩不可犯，然喜奖掖后进，寸才片善，苟有以当其意，必为延誉于人，不藏也。”
文徵明二十二岁从李应祯学书。李应祯，以南京太仆少卿致仕，人称李少卿。李应祯为人耿直，博古好学，其书法清润端方，如其为人。他的行草书精密秀挺，如绵里裹铁，遒劲而有生气，文林评“行草独步一时”。
文徵明对李氏的严格指导记忆尤深，他在《跋李少卿帖》中记了一件事：“尝一日阅某书有涉玉局（指苏轼，苏轼曾任玉局观提举）笔意，因大咤曰：‘破却功夫，何至随人脚踵？就令学成王羲之，只是他人书耳。’”李应祯主张透过博学而后自成一家。文徵明对李应祯书法评价极高，对其书论无疑领悟也很深。
吴宽，科举考试的佼佼者，成化八年（1472）会试、廷试皆第一，“以文行有声诸生间”，师古而尚雅，书法上崇尚苏东坡的凝厚端庄，反对当时流行的纤媚的台阁体。吴宽学识深厚，德高望重，可谓当世名师。
缘于父亲的引荐，文徵明有幸得以向当时这些文艺翘楚学习，使其学问、技艺、人品、处世都有典范可循。如今看来，三位老师的言传身教是塑造文徵明品格、秉性的重要因素，也为文徵明成为一代书法巨匠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。
清风傲骨永留艺林
文徵明对书法的用功之深，外人很难想象。
学者马宗霍称，文徵明学书极为刻苦，他诗文、书法、绘画三者并进。在学习古文时，往往随手抄录，“观书时学文，观文时学书”。临摹《千字文》，每天以写十本为标准，一天写一万字。对写字，文徵明从不马虎，有时给人回复书信，稍微有一点不满意，必定再三重写而不感到厌烦。正是这种执着的精神，他的书法越到老年，越发精湛绝妙。
文徵明一生所留墨迹甚多，其中绝大部分是在归苏后三十多年所作。文徵明初学智永、欧阳询，后来在李应祯的指点下，上追晋人，博综古人，取法广泛。
数百年后，打开文徵明的书稿与手札，依然能够感受到一位传统文人的艺术追求。苏轼在《论书》里说：“书必有神、气、骨、肉、血，五者阙一，不为成书也。”艺术形式与内在精神完美统一，是书法家毕生追求的终极目标，文徵明亦然。
归苏后，文徵明与弟子“时时过从，谈榷艺文，品水石，记耆老故事，焚香燕坐，萧然若世外”。名声日隆，登门求字、请写碑志、题跋字画者门庭若市。随着影响力、威望与德行与日俱增，可谓“海宇钦慕，缣素山积”。王世贞描述说：“吴中好事家，日相与载酒船，候迎先生湖山间，以得一幸为快。”然而，文徵明却越发显得平和、内敛，他写诗“功名原不到书生……浮云世事两悠悠，一出都门百念休”，这一点，颇具沈周遗风。
文徵明的书法创作，始终把握一个“细”字。小楷精细工整，笔势轻灵秀雅，点画精整劲健，平正婉和，清润端方，如“八面观音，色相俱足”。他八十多岁所书《离骚经》，笔笔到家，挺劲遒逸，毫无懈怠，已进入化境。在这样的作品面前，观众都能读到那种超脱宁静的韵味。
也许是李应祯当年的一声“咤”，推动了文徵明学古人却不拘泥于古人。他的行书极富创新精神，独出新意。有一幅《题金焦落照图诗卷》，笔画舒展却不失古人规矩，字体飘逸又不失沉稳之感，没有恢弘的气势，却具晋唐书法的风致，在遵循古人的法度之中，做到了意态生动。
文徵明书写求“细”求“静”，但也有“激情”。有一年，在苏州城东的夏侯桥，挖出了一块南宋高宗赵构赐岳飞手敕的残碑刻石。六十四岁的文徵明拄杖前去，他轻轻拂拭碑文上的泥土，读罢上面的文字后，心潮澎湃，感慨万千，写下一首慷慨激昂的《满江红》：“拂拭残碑，敕飞字、依稀堪读。慨当初，倚飞何重，后来何酷。果是功成身合死，可怜事去言难赎。最无辜、堪恨更堪悲，风波狱……”
他以黄庭坚笔意书写该词，笔意苍茫间，带给人无尽遐想。明快的节奏，偶露的飞白，宣泄出文徴明内心葆有的一腔铁血丹心。在这方面，他沿袭了吴宽、李应祯身上的慷慨义风，也许这正是典籍中说文徵明“和而介”中的“介”。
文徵明之“介”，还在于他葆有一身清风傲骨。他为自己售卖字画立下条件：“生平三不肯应，宗藩、中贵、外国也”。其清风守身，从他对金钱的态度可窥一斑。温州有一“却金亭”，文徵明三十岁那年，其父病逝任上，他谢却文林同僚及百姓的奠仪，后人为此专门建立该亭以为纪念。
文徴明在书法史上，其德、其艺、其品，凌风而立。他以高雅的情趣为追求，以平淡的生活为依归，身在世俗而情怀超越世俗，把一生活得普通，普通而精彩。
文徴明用一辈子为书。嘉靖三十八年（1559）二月的一个早晨，年近九十的他，一如既往铺开纸笔，为御史严杰母亲书写墓志，未待写完，便“置笔端坐而逝”。
乾隆十九年（1754），苏州建了文待诏祠，沈德潜写了记。祠中仰止亭刻文徵明立像，峨冠博带，衣袂飘飘。清高宗亲为题诗，并题匾曰：“德艺清标”。(秋水)